2007/10/01

[轉] 李安 vs 林奕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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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奕華﹕這次拿了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﹐感覺怎樣﹖

李安﹕其實獎我已經拿了很多﹐台灣記者幫我算了一下﹐已經拿到60多個。一大半獎我拿得還是很興奮﹐因為不是我一個人的獎﹐尤其是最佳影片、最佳導演。我帶著一群人﹐先是拍片﹐然後衝獎﹐然後發行﹐再與觀眾見面。背後都很辛苦﹐很多人不光是出力氣﹐而是把整個生命投進去。作為帶頭的人﹐我很替大家高興。對於我個人來講﹐記憶中沒有一個獎拿得很輕鬆很愉快﹐除了《斷背山》──當時沒想會有獎給我﹐每個人的臉都笑眯眯的。從第一次《喜宴》在柏林拿金熊﹐我也算久歷江湖了﹐但每一次還是會緊張。

林奕華﹕這次與《斷背山》不一樣﹐《色﹐戒》是一個華語片的組合﹐我們看時心情不一樣﹐焦點也不一樣。它得獎會不會對華語片的前途出一點力﹖這個問題對你來說是一種壓力嗎﹖

李安﹕是壓力﹐也是喜悅。大家說《斷背山》是一個很純的美國片﹐《色﹐戒》則是一個很純的中國片﹐你應該感到驕傲了。其實這個念頭﹐是人家講了我才有醒悟。像《斷背山》和《色﹐戒》去參賽都有一些身不由己﹐因為發行商說電影賣不出去﹐必須要走競賽路線(笑)。競賽是電影很好的一個指標﹐這次也奇怪﹐尤其是華語報紙﹐都在情色上做宣傳﹐梁朝偉露了多少等等﹐拿了金獅獎就省了我很多口舌去解釋。

林奕華﹕第一次看報紙是說有三十分鍾的性愛場面﹐可是好像電影裡沒有這麼多﹐您要不要澄清一下﹖否則觀眾會很失望(笑)。

李安﹕我沒有計算﹐其實大陸版剪掉的還有一些殺人的鏡頭。大陸電影局跟我解釋過﹐所以我自己來剪。因為很多演員最好的表演是在床戲裡面﹐床戲演到頭的表演是一種終極表演﹐有性經驗的人都知道(笑)。

林奕華﹕你對很多媒體說﹐拍《色﹐戒》像到地獄走了一趟回來﹐為什麼這麼痛苦﹖

李安﹕最主要是拍床戲﹐(這個)對我來講是很不容易的事。這次難度最高﹐有很多人問我那些姿勢是怎麼想出來的﹐除非是專門拍色情片的人﹐都會不好意思。因為這是一種私密的行為﹐大家關起門來做﹐誰都不會去講。但是用電影的手法拍﹐不管怎樣的藝術包裝﹐不管有多少戲劇上的理由﹐也不管理由有多光明正大﹐畢竟這是床戲﹐是兩個人脫光了的戲﹐這對我們一般人來講很困難。《斷背山》之前我沒真正拍過親熱戲﹐到《斷背山》時﹐我真的覺得必須要到這個程度﹐後面的故事才講得通。當然以前也有拍過床戲﹐幾乎要閉著眼拍(笑)﹐可這一次這部分是戲的核心。我和兩個演員都是戲劇表演的狂熱分子﹐想看看在地獄下面演戲到底是什麼樣子﹐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吸引力。對湯唯來說好像很輕鬆﹐比較沒事﹐因為這是她的第一部電影﹐搞不好她覺得拍所有電影都是這樣子(笑)。對梁朝偉就是很大的突破﹐我覺得最大的是心理障礙。

林奕華﹕發行對於商業電影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個命脈﹐《色﹐戒》被評為NC-17級時﹐我在想你到底在搞什麼鬼﹖

李安﹕對我來講﹐我對發行商有一個責任。投了這麼多錢﹐如果不能發行我對不起他。不過還好﹐發行老闆﹐包括製片、編劇﹐從第一部片子就開始跟我合作。我剪出片子後他們就明白我的意思。NC-17不是我的事情﹐雖然每次我都給他們更難發行的東西(笑)。對於電影人來講﹐這是一個很大的幸福。做了這麼多片子﹐走到現在﹐賺到一個可以玩這種東西的機會﹐我們心裡有很多幸福感。梁朝偉這麼好的演員﹐演這樣的戲他都做到了﹐他們兩個人脫光了擺在床上﹐在片場裡﹐完全是最好的拍攝機位擺在眼前﹐他們修幾輩子都沒這個福氣。我今天不做﹐不下狠心﹐會永遠後悔﹐幾輩子也沒這個機會的。

林奕華﹕李安導演看上去很乖﹐可是看《臥虎藏龍》、《綠巨人》等很多作品﹐都貫徹一個主題﹐如何反抗父權和壓抑﹐你覺得呢﹖

李安﹕我也不曉得為什麼﹐父親對我很好(笑)。拍《綠巨人》時我奇怪﹐為什麼「好好先生」會有那種能量。我在青春期沒有反叛過﹐是不是現在才到青春期(笑)﹐我是很晚熟的人﹐可能是中年危機跟少年的反叛攪在一起吧。可能要到易先生的刑房被打了才會招供(笑)。我常常覺得就像賽馬一樣﹐兩邊擋起來﹐一開賽就往前衝﹐騎馬的人、經營馬場的另外有人﹐我是電影的奴隸而不是電影的主人。等我跑不動了再被人宰割吃掉﹐大概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子。

「華語市場﹐看著餅大吃不下」

中國電影市場絕對有﹐而且不在台灣、香港。中文市場的潛能非常巨大﹐甚至超過英語市場﹐可我覺得我們很缺乏電影文化﹐真正有電影文化、健全發展的地方只有香港。台灣衰落了﹐香港我也眼見著它衰落了﹐所以大家往大陸跑。這是我們的現實狀態。可這個市場過去幾十年拒絕自己文化的根。在這樣的荒土上面﹐突然想跨越到好萊塢前面﹐我覺得是一種好大喜功﹐套用大陸的術語是「假大虛」。基本的電影語言﹐還有西方的電影片型是一百年建立的﹐我們並沒有那個基礎﹐所以看著大餅吃不下去﹐也沒食物給別人。這是一種社會現象﹐你去罵一兩個導演﹐或者幾個政策﹐我覺得是把問題簡單化了。

這幾年下來﹐尤其是《臥虎藏龍》之後﹐我覺得市場越來越大﹐但能做的東西大家都在摸索﹐我也在摸索。這需要社會文化到某一個層次﹐需要養分和時間﹐比如我們今天辦奧運會﹐把所有最好的東西拿出來﹐拿最多的金牌﹐請全世界最好的設計師蓋最大的建築……就可以做到嗎﹖真的不是這麼一回事。社會文化是需要柔性的﹐慢慢自然發展﹐這是一個社會文化「匹夫有責」的問題。

所以我現在看很多電影﹐不是看導演的成敗﹐而看他怎麼在掙紮﹐看努力的痕跡。環境再差﹐永遠會有電影的狂熱分子﹐他會想辦法﹐關到牢裡都有辦法拍一個東西出來。有時我會想到塞尚、梵谷的畫﹐他們本身不是很好的畫家﹐畫一個東西都畫不像﹐可從他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掙紮﹐或許這就是藝術的本身。還在做電影的﹐還在夢想的人都難能可貴﹐希望社會不要指責﹐我們真的需要更多幫忙。政策的指導﹐發行商的智慧﹐文化工作者的引導都很重要。我們沒有答案﹐只能盡自己的一份努力。華語文化經歷過斷層和磨難﹐現在開始要有一個主導的樣子出來﹐我們也會很貪心﹐怎麼承接過去、適應現在的市場﹐對整個世界將是一種滋潤﹐我覺得整個過程是很複雜的。